任邦柱先生，男，字佩琨。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今淚羅市弼時鎮，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任弼時的堂伯父，曾配合黨的地下組織成功地營救過他的這位侄兒。他自幼聰穎過人，啟蒙于鄉辦序賢族校，  “恒以啟迪民智，改良社會為職志”①，有“教育救國”思想。他好讀書，“徹夜深而不寐，遍讀家中藏書，乃輾轉借之于親朋戚友，恐逾借期失信于人，以故攻之愈勤。鄉人咸相語日：“此乃滿爹(鄉人對其父之尊稱)之千里駒也”②。1901年入長沙師范學堂，1911年畢  業于前清湖南高等學堂(今湖南大學前身)理科。曾任大麓中學教務主任。1913年2月，應聘擔任民主革命先驅禹之謨于1905年創辦的 湖南私立廣益中學(今湖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前身)專任數學教師，同時先后在湖南大學預科班及湖南商業專科學校、農業專科學校、長沙市一中等校兼教數學。由于他精通數學，尤長“三角”，教學有方，一絲不茍，教學成績顯著，又視學生如子弟，嚴慈相濟，誨人不倦，故備受校方和學生歡迎，一時名噪長沙教育界，享有“任三角”之美譽。        任邦柱先生到廣益中學任教不出數年就被推為該校董事會董事。1927年“馬日事變”后，長沙市城內的中學除明德、周南兩校外，其他均遭封閉。1928年初，反動當局迫于社會各界輿論之壓力，不得不允許各校陸續復課。經廣益中學校董事會反復醞釀，以“校運維艱，非君莫圖”，一致推選任先生出任校長，主持復課。他為了繼承先烈遺志，為國育才，不惜辭去其他各校優厚待遇之聘約，“遂慨然以維持本校為己任”③，一心撲在廣益中學的重建上。
    當時，廣益的校址在長沙市北門外熙寧街，曾駐軍九個月，所存幾間校舍已不蔽風雨，教具和其他設施幾乎蕩然無存。任校長發揚廣益艱苦辦學傳統，千方百計通過校友及社會熱心教育人士的捐助和向銀行貸款，修復校舍，添置校(教)具，四處奔走，選聘教師。經過一年的苦心經營，學校稍具規模。1928年秋，招收鄉村師范班一班(僅此一班)。到次年上期，初中部有5個班、小學部(1916年辦，后稱附小)有6個班，學生由原來的120多人發展到518人，教職員47人，復課初見成效。
    由于社會動蕩，1929年又遭兩次火災，校舍燒毀近半，校(教)具損失慘重。任校長矢志不移，苦心孤詣，歷盡艱辛，依靠自力更生添建了一棟兩層的樓房，上層為大禮堂兼作室內籃、排球場，下層為四間教室；又添建了一棟能容納500人就餐的食堂。為了擴充運動場地，在學校附近購得一塊土地，修建了一條200多公尺的跑道，建了一個足球場和幾個籃、排、網球場。同時，發動師生盡量利用校內空坪隙地和庭院，種植花木，陳設盆景，致使校園綠樹成蔭，花香撲鼻，環境之優美，在當時長沙市的各中學中頗為少見。1930年秋，招收高中普通科第一班，連初中、小學在內共計13個班、學生600人。不到幾年，他就把一所氣息奄奄的舊制中學建設成為了一所朝氣蓬勃的完全中學。
    任校長深知要辦好一所中學，特別是象廣益這樣缺乏政治背景的私立中學，非有一支穩定的、水平較高的教師隊伍不可。于是他慎選良師，尊師重道0據當時的英文教師陳克勁、體育教師閆家篤回憶：  “任校長最大的特點是善于選擇教師，又善于團結教師。他對待教師很尊敬，常常迎進送出，赤誠相待。”又說過，“良師者，生之師表也，余之益友也，焉得不敬”。因此，當時省會一些著名的教師如魏先樸、彭爵、黎贊唐、喻子賢、文士員、沈望三、郭德垂、黃培心、鄭際旦、李百葵、喻盈科、張煦秋、楊筆鈞、左復等，均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放棄其他學校的優厚待遇而紛紛應聘來廣益中學任教。
    在名師的諄諄教育下，廣益學生刻苦學習蔚然成風，教學質量顯著提高。據任校長予1935年撰寫的《廣益校史紀略》中說：“第三屆會考(注：指1933年湖南省第三屆畢業會考)，全省高、初中冠軍皆為本校學生所獲(注：分別為高一班彭肇藩和初十八班文海云)；第五屆會考高中亞軍蔣季青為本校高二班學生，獲得大陸銀行儲蓄獎金800元；第六屆會考高三班學生胡騏、張前逮成績優良，經省教育廳保送湖南鹽務稽核處服務。高中第一班畢業于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秋季，11人報考湖大，錄取10人，胡校長春藻(注：即胡庶華)極為稱贊；同時4人報考武大，亦取3名。高中第二班畢業生二十三年(即1934．年)秋季升學，考中央政校錄取4人，經外省報紙披露，占全國各高中取錄最高百分率”④。從此，  “要學習，進廣益”的諺語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廣益中學的學生不僅文化成績好，參加省、市各種體育競賽的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尤其是籃球隊擁有丁子驥(當時公認的長沙市“球王”)等一批健將，先后兩次奪得全省冠軍，名震三湘。其他如文化、藝術社團活動，無不開展得有聲有色。學校組織了舞雩、黃林文藝社，敬業學術研究社，欣欣口琴社等；學生自治會成立了校刊社，舉辦《廣益半月刊》(后改為《廣益旬刊》)；或自編出版刊物，或自編自演文藝節目，豐富多彩，深受師生好評。1935年5月t。湖南省無線廣播臺播送了廣益學生的8個音樂節目，  “效果極好，尤以《Red Rose》、《連環套》和《抗敵歌》為最。”這些體育、文化、藝術活動的廣泛開展，大大有益于學生個性的發展。
    任校長注重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認為“此乃做人之根本”。他經常在周會上以詞，揭露日寇侵華野心，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學生學好殺敵本領，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使在座學生受到了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還組織學生自編自演活報劇《愛國血》和上街宣傳抵制日貨等。他對學生要求嚴格，紀律嚴明；又像慈母一樣關心愛護學生，每夜親自查寢室，為學生蓋被、驅蚊(扎好蚊帳)，學生患病，親送湯藥。甚至連一些做父母的都難于啟鑿的話也不厭其煩地向學生囑咐。老校友何吉蓀回憶說：“在每學期放寒、暑假以前，學校總要開一次大會，由任校長作臨別贈言。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除就學習、生活作一般布置交代外，總有句老句要反復囑咐。即‘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當時我是初中生聽不懂，后來才知道這句話是對高中部那些年齡偏大、已經結婚的外縣同學說的，真可謂關懷備至，愛生如子”。
    任校長不幸患食道癌于1936年12月去世，他主持學校工作的九年，是廣益中學的鼎盛時期。1933年4月23日，省教育廳頒布視察省一垣各公私立學校的報告，指出廣益中學“辦理認真，成績卓著”，通令嘉獎。1935：午校慶時，省政府以廣益中學“辦學有方”，發給獎金一萬元。其畢業生遍及全國各地，北平、上海、南京、武漢等地都成立了廣益中學校友會，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     任邦柱先生終身從事教育工作，是一位中學教育界的實于家，其事跡收人了《長沙教育志》(1840—1990)的“人物傳略”，為所列150年間77位教育名人之一。他治校有方，歸納起來為艱苦奮斗、慎選良師、從嚴治校、注重學生全面發展。這也是他繼承和發揚了廣益中學自創辦以來的優良傳統。
    一、艱苦奮斗。他出任廣益中學校長時，先后因兵災、火災，校舍破壞嚴重，教學設備所剩無幾，他面對困難，堅韌不拔，勉勵同仁說：  “積土可以成山，積腋可以成裘，深望同仁諸君，同心同德，一致向前，為振興廣益而團結奮斗”。毅然拒絕當時省政府主席何鍵以出任廣益中學董事長為條件的10萬元銀洋捐贈，認為不能讓他利用貪贓枉法攫取的民膏民脂來玷污革命先烈創辦的這所學校。他一方面向社會和校友募捐(包括義演、義賣等)，向銀行借貸；另方面發動師生自力更生，精打細算，艱苦建校。經過幾年的努力，廣益中學的校舍規模和教學環境，成為了當時長沙市各中學中所少有的。
    二、慎選良師。他千方百計選聘好教師，如當他得知楊炎和是北大數學系的高材生時，便在楊畢業前與他約定畢業后聘來廣益任教，并事先在學生中宣傳他。后來楊老師果終成了教師中的骨干之一，還被推選為學校董事會的董事。他選聘的教師，資歷都比較高，據保存的名冊記載，1928至1936年先后新聘的44名教師中，北大、清華等大學畢業的18人，上海體專、上海美專畢業的7人，湖南、武昌高等師范畢業的9人，加上前清舉人、貢生共計36人，占82％。這樣的教師隊伍，也是當時長沙市各中學所少有的。
    三、從嚴治校。任校長對學校管理嚴格，無論是上課、早晚自習、就寢、用餐、早操、課余鍛煉，乃至學生的儀表、著裝、禮節等都有明確的規定，違者要受到紀律處分。考試舞弊者，除試卷記0分外，區別不同情況記大過、退學或開除學籍。操行成績不及格者不準畢業。門衛制度很嚴，校門有兩進，前門為傳達室，有工人守門；二門要經過校辦公室，由校長或值日教師坐鎮，學生不到下午課后不能出校門。當然，也很注意獎勵優秀學生，如初中畢業生每個班的前三名可免試升高中，每學期各班的前三名可免學費；各種競賽也發獎品、獎狀等。對教師的要求也很嚴格，在聘約上均有詳細規定。因此，廣益中學的校風很好，教學秩序井然。
    四、注重學生全面發展。他重視文化科學知識的傳授，不僅按規定開設必修課，還設選修課，數理化用中英文兩種課本；不僅開設英語，還開日語、德語。他重視思想品德教育，既有革命傳統教育，又有愛國主義教育；1929年制定了“公勤仁勇”的校訓；還勉勵學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好學近智，知恥近勇，力行近仁”；甚至在遺囑中叮囑學生“務宜勤學守規，造出優良之人才，以為國用”。他既重視體育，又廣泛開展課外活動。總之，注重培養學生全面發展。        任校長嚴于律己，以身作則。他以“育天下英才為至樂”，克己奉公，每月只支工薪40元，是當時長沙市中學校長中最低的。并說：“我不拿高薪辦廣益，這就是我的事業”。他安貧樂道，不謀私利，一件布棉襖穿十年，雖補丁加補丁也不肯更新。并常日：“笑爛不笑補”。他的“夫人朱佩卿出身貧寒，以童養媳嫁先生，甘苦與共，數十年如一日，生四女二子，一家八口生活維持不易，有時竟斷炊。但任校長不向學校左借分文，也不肯接受學校的補貼。”‘驥長女回憶說：“每天吃蘿卜、白菜、豆腐，頂多有點小魚蝦，只有家里人過生日才吃點肉。”他全家擠住在學校一套舊房內，任校長命名日“康莊”，“取雖貧猶健，居窄心康之意也。”⑥“康莊”前門臨街，后門通校，常將后門上鎖，不讓家屬子女出入學校，以避嫌疑。他以校為家，每天早晨6時起床即到校辦公室，至晚上10時俟全體學生就寢、職員出室才回家。他主持全校工作，又長期兼教“三角”，任務十分繁重。特別是由于當時的政府長期嫉視富有革命傳統的廣益中學，津貼遠遠少于明德、周南等校；而廣益收取的學費又低于他們；同時“從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以來，有班次而政府無補助者，截至現在(注：指1935年)欠領津貼達二萬一千余元。故經費至為支絀，……積欠達四萬有奇”。⑦是故任校長操心過度，積勞成疾。1936年10月11日送湘雅醫院治療，診斷為食道癌晚期，27日動手術，同學們自動為他輸血，師生員工和親友積極捐贈醫藥費。1 1月28日，任校長出院，移養私寓，每隔一日仍令工友用滕椅抬至他的辦公室坐視半小時，并計劃學校行政事宜。直到臨終前幾天，還要家屬用睡椅抬著巡視學校。一周，對侍隨的師生說：  “我病已不治，再不能來校工作了，望全體師生念先烈創校之艱難，勵精圖治，使學校發揚光大。”語重心長，感人肺腑。12月10日，他立下遺囑，除喪葬務宜簡單、感謝眾人對他治病的關心等以外，還寄厚望于學生。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次日凌晨4時溘然長逝，年僅48歲。全校停課一天，在大禮堂舉行了追悼會，師生們悲痛不已。“湖南教育界殞落一顆巨星”，各地唁電如雪片飛來，廣大同仁為失去一位忠誠的教育家而惋惜!
    任校長于12月26日出葬， “執紼者千數百人，途為之塞”。老校友趙旺初回憶說：“出殯隊伍很長，頭排有一大橫幅，白布黑字寫著‘精神不死’。這天正好是‘西安事變’放回蔣介石的第二天，那時長沙的街道窄，出殯隊伍占了半邊街，街上看熱鬧的還未看到后面的棺材，就以為我們是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游行隊伍。有的市民相互發問道：“不是放回南京沒有死嗎?怎么打‘精神不死’的橫幅呢?‘我走在隊伍的前幾排，聽到了這樣的對話。”可見影響之大。
縱觀任邦柱先生的一生，終身從事教育事業，教學有方，愛生如子。他擔任廣益中學校長的九年，是公認的該校鼎盛時期；其艱苦奮斗、慎選良師、從嚴治校和注重學生全面發展的辦學經驗，一直為如今享譽國內外的、原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母校——湖南師大附中的繼承和發揚，對今后其他治校者也有啟迪意義。他為人嚴于律已，廉潔奉公，一生勞累，兩袖清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風范，更值得世人學習和敬仰。任邦柱校長離開我們雖已71年，但其精神仍然不死。
附注：①③④⑦見任邦柱1935年所撰《廣益校史紀略》
          ②⑤⑥見任邦柱之子任培根所撰《任邦柱先生傳略》
 
(轉載湖南省文史研究室2008年第1期《文史拾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