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既指出了我國新時代發展進步的新境界，也提出了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美麗中國建設的新抓手，應當深入學習理解。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華民族的千年智慧，是我國勞動人民長期生存和發展的具體實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中華民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傳統智慧在當代的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建立在充分和持續的自然條件支撐基礎之上，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本質上是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倫理觀。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種發展必須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高質量發展，這是全社會的共識和愿景。發展是重要的，但不是任意的，必須受到必要的規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從哲學思維和歷史正義角度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道德約束，是一種新的發展倫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不斷觸及自然生態的邊界和底線，要為自然守住安全邊界和底線，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這里既包括有形的邊界，也包括無形的邊界。”可以說，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的發展倫理，是因為人類活動已經危及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和穩定。例如，作為中華民族母親河的長江和黃河流域，都經歷了過度開發的階段，出現過“生態病”，只有回歸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高度上并在此指導下進行戰略性調整，才能為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自然條件支撐?？梢哉f，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分別提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方針和“推動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倫理基礎。
      發展是人推動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根本上是對人的發展行為的倫理要求。為此，首先要對人進行新的倫理教育和塑造。這其中主要有兩類對象，一是各級黨政領導干部，他們是做出謀劃的最直接和最著力的主體；二是廣大社會公眾，他們是推動發展的最廣泛和具有根本影響作用的基礎力量。塑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倫理意識，主要是通過國情教育和文化再造，使人們認識到我國除了人口多、資源少的基本國情外，在發展的過程中還使用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容量，未來在資源環境承載力上回旋余地很小，必須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智慧樹立為謀劃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和統一認識。       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也是對具體工作的指導方針，即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前提條件和追求目標來研究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很多發展規劃包含了一定的綠色發展內容，但站位還達不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我們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和民生福祉為代價，而是要不斷提升人民的自然生態環境獲得感和幸福感。因此，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是很高的政治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國土空間規劃，落實好主體功能區戰略，明確生態紅線，加快形成自然保護地體系，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在空間上對經濟社會活動進行合理限定。”這為謀劃發展劃出了一些有形的邊界。真正做到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還要包含更豐富的內容。
對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規劃、政策的制定和出臺進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是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的制度安排之一。我國環評制度引入初期是針對企業項目的，后來逐步提升到針對戰略、規劃和政策層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一定的綠色導向。深入落實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的要求，必須進一步完善環評制度，特別是完善戰略、規劃和政策環評相關的體制機制，使資源生態環境因素在經濟社會發展決策中具有更強的話語權和決定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除了政策規定外，經濟社會發展是否達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境界，最終要靠廣大人民群眾給予無形的評價?，F在很多城市拆違建綠，打造綠色廊道、騎行步道、口袋公園等，使市民出門500米內見綠見水，體驗到城在園中、人與自然和諧的感覺，受到老百姓稱贊。要使這種境界成為我國城鄉的普遍情景，還需要進一步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指導經濟社會發展，在2035年基本實現建成美麗中國的目標。怎樣做到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還是一個新命題，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       十年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主要取決于兩大舉措：一是進行大規模高強度的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大力實施生態治理工程，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二是大力推進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進行綠色化調整改造。
     可以看到，隨著環境治理和監管水平的提高，明顯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行為已經不是普遍現象?，F在的主要問題是，即使各種排放源都達標排放，眾多排放源加總的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可能超過一定區域內的環境容量。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僅靠達標治理和嚴密監管是不夠的，必須對區域的居住密度、產業布局、能源結構、燃油汽車、綠化面積等進行根本性調整。也就是說，今后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任務仍然很重，但相較而言，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將更加依賴于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全面綠色轉型。
     這種趨勢下，生態環境保護實際上也到了一個轉型的路口：在鞏固已有工作領域的基礎上轉向更多地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綠色化改造，從以生態環境監督管理為主轉向更多地參與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規劃的綜合決策。
     因此，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繼續推動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向前發展，應該及時抓住黨的二十大提出“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的機遇，擎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面旗幟，主動用好這個新抓手，在謀劃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深化對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規律性認識”的要求，加強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研究，提出既體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又符合當今時代發展要求的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要因素和相關準則，為各級黨和政府謀劃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學支撐。
     二是積極推動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決策機制，體現生態環境保護在綠色發展、生態文明、美麗中國藍圖中的主陣地和主力軍地位，主動擔當“前端謀劃、過程監督、末端評估”的職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前瞻和可行的綠色低碳方案，增強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層面的應用。
    三是廣泛動員社會公眾參與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社會實踐活動，準確把握和反映社會公眾對生態環境的愿景和訴求，以人為本建設人與自然交互融合的人居環境和生活空間，引導全社會建立綠色低碳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
               （ 來源：中國環境報   一審：焦暢    二審：譚偉   三審：陳迪勛）



校友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