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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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無猜—我們家特殊的同學情
發布：熊偉文 來源：未知 日期：2016-05-18 人氣：
記得第一次到附中報到那天，我們初100班的班主任鄧定亞老師召集班上的學生開了一個簡短的班會。然后，又要七、八個人留下來，說這是100班的第一屆班委會。我的名字也在里面。我聽了真是又緊張又興奮，這說明我在這群全市擇優錄取的天之驕子中算是不錯的。就在這第一次班委會上，我認識了李衛東。她話語不多，眼睛明亮清澈，身上有一種超出她年齡的成熟和從容。
那時，我12歲，她11歲。
以后常常有人，包括我們的中學同學，問我：“你和李衛東是不是青梅竹馬？”我總是非常誠實地回答說：“是。我和她不但是青梅竹馬，而且還是兩小無猜。”因為在那個年代里，我的心思完全在學習上，倒不是因為我是多么的品行高潔，坐懷不亂，而是我在這方面發育很晚，中學幾年從來就沒有過少年維特之煩惱，遠不如我當時的好友良種的早慧。
到美國后碰上一些老美更加離譜，我剛說我和我太太十一、二歲就認識，心直口快的老美一臉驚訝：“我以前只是聽說中國有包辦婚姻，今天總算親眼看見了！”我一開始還趕緊澄清，現在我也懶得解釋了，反正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高中的時候我們又一同分到了103班。我仍然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終日沉浸在數學的海洋里。到高二時，我們的團支書龔宇去了文科班. 班主任沈震湘老師找我談話，告訴我她想要李衛東當團支書，我來當班長。我推辭說：“我根本就不是當班長的材料，我都不曉得當班長該干些什么。”沈老師說：“不要緊，聽李衛東的就行了。”
我不曾想到的是：“聽李衛東的”成了我以后幾十年的人生指南。
“你該召集班會了”，“你該組織大家搞春游了”，“星期五你要發言，你的發言稿寫好了嗎？”我常常得到李衛東這樣的指示，班上的工作我很少自己去想。她總是那樣的細致, 那樣的周全，那樣的善解人意。因為這種工作關系，我和她打交道很多。期中考試結束以后，沈老師會把我們兩個人叫到她家里，把全班的各科成績匯總，然后算平均成績。那個時候，沒有電子表格，全是手工算，一個人算，一個人往本子上寫；匯總完全班成績以后，天都快黑了，我們一起回家。我們一路上談得很多，也很開心，但真的是沒有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今天回想起來算是配合很默契。一定要往緋聞上去靠，頂多只能說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當時，兩個小孩子真的是單純，就像一杯清水。
我們高中三年一直就是這種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狀態。要說好感，那是已經好得不能再好。她這個人非常可靠，非常值得讓人信任。該她干的事，她絕不會少干；不該她說的話，她決不會多說。當時，班上有些同學調皮的事情被老師知道了，大家很自然地就懷疑是不是她去打的小報告。后來發現，我們班這兩個團支書－龔宇、李衛東，都不是這樣的人。
今天回過頭去想，我當時跟她沒有擦出火花來，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因為我荷爾蒙還沒有開始分泌。
她那些年在班級工作和我的個人成長上給了我很多支持，尤其在我身處困境的時候。
我在高中僅有的一次困境是那一年夏天，我和我的小伙伴們一起去湘江游泳。學校確實有明文規定，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但是，我們這些男孩子怎么會把這些規定放在心上了？那天中午，梅子恒、廖衛澤等4個人去了深水區，我、黃衛和馬寧在淺水區里游。我和馬寧都是初學游泳。黃衛游泳游的棒極了，而且他是個非常關心和體貼的人，他留下來在淺水區里教我們游。馬寧極具運動天賦，學得很快。而我小腦遲鈍，學了好久還是笨手笨腳。我和馬寧那年夏天的目標是游到對岸去。黃衛不停地鼓勵我們：“你們行，一點兒也不難。”那天，馬寧學得很好，他已經可以自己獨立游很長一段距離了，他甚至覺得自己可以游到對岸了，但是信心又不是很足。黃衛說：“我可以陪你一起游，你要是沒勁了，就把手放到我的肩上。”于是，兩個小伙伴開始往對岸游。我聽到黃衛一直在不停地給馬寧鼓勵：“你游得挺好。就是這樣，注意節奏。”他們已經游到了我看不見的地方，可是他們的聲音仍然沿著水面從遠處傳來。
我的兩個小伙伴就這樣離開了我，離開了附中，再也沒有回到我們的校園。
在以后的幾天里，我每天都在寫檢討，深挖思想根源：為什么一個優秀團員、市里的三好標兵會違反學校紀律。我并沒有為自己感到委屈，我每天只感到失去伙伴的凄苦，驚嘆生命的脆弱。馬寧的追悼會上需要一個班干部致悼詞。有校領導提出應該由團支書李衛東來致，像這樣一個嚴重違紀的人怎么能夠繼續當班長呢？李衛東說：“這樣不行！這對他的打擊太大了。”在那個時代里，和那種情況下，一個女中學生竟然能夠反駁校領導的意見，該需要什么樣的勇氣？她的意見得到了班主任吳老師和其他校領導的支持。在追悼會的頭一天，李衛東問我：“要我看看你寫的悼詞嗎？”看完后又說：“寫得很好。明天慢慢念，口齒要清楚。一定不要哭啊。”第二天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的時候，我心里很難過，但我忍住了沒有哭，眼淚一直憋到回家的路上才嘩嘩地流下來。
從那時起，我開始被她身上的那種正直和善良所深深地吸引。
中學畢業后我去了北京，她去了上海。我們開始通信。一開始是談嶄新的大學生活，談到大都市后的所見所聞所感，然后是談理想，談前方的人生道路；再然后就是談情說愛。那個時候，從北京到上海，信在路上要走三天。一開始是寄出一封信后就在苦苦地等對方的回信，后來連回信都不等，寄出一封信后又開始寫下一封。
幾年下來，我們寫的信裝了一大皮箱。1992年，我們帶著這只皮箱來了美國。這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86年夏天，我向她求愛后，從男同學升格為男朋友，雙方父母一路綠燈。在同學們的眼里，班長和支書的結合是那么的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所有的老師，尤其是鄧老師、沈老師，還有吳老師這幾位班主任老師，都特別為我們高興。可是，那些年我們聚少離多，所以非常珍惜能夠在一起的日子。每次學期末，我們都是訂最后一門考試后的第一班火車，急不可耐地回到長沙，然后依依不舍地坐開學前最后一班火車回學校。當時挺奇怪，北京的高校總是比上海的高校早一點放假。所以總是放假開始時我到火車站去接她，要開學了她到火車站去送我。每次我接到她都開心極了，只有87年暑假我沒有回長沙，去大連實習。她跑去看我，然后我把她送到火車站。那天火車站很擠，送人的都不讓上月臺。我們在進站口吻別，然后她進去，轉眼就消失在人海里。我頓時失魂落魄，感到我的心都被她揪走了。我馬上寫信告訴她我心里的這種感覺，她回信說：“小傻瓜，你難道從來就沒有想到過，每次送走你之后，我內心的痛楚。”這讓我很內疚，覺得自己虧欠了她的。因為這種離別時的思念之苦，我們的愛情跟靚福戀一樣的刻骨銘心。
1991年初，我們結婚了。我從小在她家出出進進了十多年，一直叫她父母李叔叔、凌姨，第一次改口叫爸爸、媽媽的時候，感到很別扭、很窘迫，但是很鄭重、很甜蜜。從今以后，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身邊的這個女同學，將要與我相伴一生。我一定要讓她一生幸福。
我們現在很喜歡自駕游，兩個人一邊開車一邊說話，就像我和她二十歲的時候，走在朱自清那篇課文里的荷塘邊，我們倆手拉手，走啊走啊，有說不盡的話，就這樣一直走下去，愿前面的路永遠沒有盡頭。
我們兩人也吵架。有一次不記得是為了什么，兩人大吵了一架，然后她摔門而去。過了兩小時還沒有回來。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手機，我開始擔心：“這個寶不會撞車吧？”正在后悔剛才為什么沒有放讓，就聽到她用鑰匙開門的聲音。她進門來了，手里捧著一束嬌艷欲滴的紅玫瑰。她找出一只花瓶，盛上水，把花插在里面。她的手小心地梳弄著玫瑰的枝葉，臉上帶著甜甜的微笑。我挺納悶，走過去，弱弱地問：“買了玫瑰啊？”她沒有抬頭看我，眼睛依然注視著花朵，輕聲說：“我替你把花店里最漂亮的一束玫瑰買回來了，算是你向我道歉。”我的衛東寶啊，I 服了 YOU！從此以后，每個情人節我都記著給她買玫瑰花。
我們有兩個孩子，女兒九年級，兒子八年級。還是像在中學一樣，居家旅行，大事小情，人情南北，都是衛東安排，我在她的領導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她像很多女生一樣，喜歡購物，但是不喜歡退貨。所以，要是她買回來的東西不喜歡，我就得去退。美國的商家一般都接受退貨，偶爾會碰上難纏的。有一次碰上一家出了名的難退貨的，營業員問我：“你要退貨的原因是什么？”我回答說：“原因是老婆要我來退貨。”營業員顯然對我的回答不滿意，又問：“你老婆為什么要你來退貨？”“不知道。老婆讓我干的事情我從來不問為什么。”營業員看著我認真的表情也忍不住笑了，只好給我辦了退貨。
衛東交給我的事情有一件我最愛干，就是帶兩個孩子玩。兩個孩子跟爸爸可好了。我有時候覺得我、兒子和女兒，就像是衛東的三個孩子, 我們都愛吃媽媽做的菜，媽媽不在家我們就在家里一起瘋，把家里弄得好亂。等媽媽回來了，又在媽媽的指揮下收拾房間。
我們一般隔一年回一次長沙。高103班在吳文健、卓斌兩位班長的領導下組織得特別好，每次都組織不少人聚會。我們班的女生還有點封建，人多的時候開兩桌，女生們都湊到一桌，只有我能憑家屬的特權擠到她們那一桌。這一群女生鶯鶯燕燕、嘰嘰喳喳，我根本就插不上嘴。其實，我什么也不想說，我只想靜靜地坐在她們身邊，看著衛東跟她的女伴們說笑，任憑她們的歡聲笑語把我帶回三十年前的青春時代，我的思緒開始飛揚：修百年方能同舟，修千年方能同學，要想娶一個同學做老婆，這緣分大概得修一萬年吧？其實人生就是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里，你的老婆就是你永遠的女同學。你們說對嗎？
那時，我12歲，她11歲。
以后常常有人，包括我們的中學同學，問我：“你和李衛東是不是青梅竹馬？”我總是非常誠實地回答說：“是。我和她不但是青梅竹馬，而且還是兩小無猜。”因為在那個年代里，我的心思完全在學習上，倒不是因為我是多么的品行高潔，坐懷不亂，而是我在這方面發育很晚，中學幾年從來就沒有過少年維特之煩惱，遠不如我當時的好友良種的早慧。
到美國后碰上一些老美更加離譜，我剛說我和我太太十一、二歲就認識，心直口快的老美一臉驚訝：“我以前只是聽說中國有包辦婚姻，今天總算親眼看見了！”我一開始還趕緊澄清，現在我也懶得解釋了，反正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高中的時候我們又一同分到了103班。我仍然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終日沉浸在數學的海洋里。到高二時，我們的團支書龔宇去了文科班. 班主任沈震湘老師找我談話，告訴我她想要李衛東當團支書，我來當班長。我推辭說：“我根本就不是當班長的材料，我都不曉得當班長該干些什么。”沈老師說：“不要緊，聽李衛東的就行了。”
我不曾想到的是：“聽李衛東的”成了我以后幾十年的人生指南。
“你該召集班會了”，“你該組織大家搞春游了”，“星期五你要發言，你的發言稿寫好了嗎？”我常常得到李衛東這樣的指示，班上的工作我很少自己去想。她總是那樣的細致, 那樣的周全，那樣的善解人意。因為這種工作關系，我和她打交道很多。期中考試結束以后，沈老師會把我們兩個人叫到她家里，把全班的各科成績匯總，然后算平均成績。那個時候，沒有電子表格，全是手工算，一個人算，一個人往本子上寫；匯總完全班成績以后，天都快黑了，我們一起回家。我們一路上談得很多，也很開心，但真的是沒有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今天回想起來算是配合很默契。一定要往緋聞上去靠，頂多只能說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當時，兩個小孩子真的是單純，就像一杯清水。
我們高中三年一直就是這種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狀態。要說好感，那是已經好得不能再好。她這個人非常可靠，非常值得讓人信任。該她干的事，她絕不會少干；不該她說的話，她決不會多說。當時，班上有些同學調皮的事情被老師知道了，大家很自然地就懷疑是不是她去打的小報告。后來發現，我們班這兩個團支書－龔宇、李衛東，都不是這樣的人。
今天回過頭去想，我當時跟她沒有擦出火花來，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因為我荷爾蒙還沒有開始分泌。
她那些年在班級工作和我的個人成長上給了我很多支持，尤其在我身處困境的時候。
我在高中僅有的一次困境是那一年夏天，我和我的小伙伴們一起去湘江游泳。學校確實有明文規定，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但是，我們這些男孩子怎么會把這些規定放在心上了？那天中午，梅子恒、廖衛澤等4個人去了深水區，我、黃衛和馬寧在淺水區里游。我和馬寧都是初學游泳。黃衛游泳游的棒極了，而且他是個非常關心和體貼的人，他留下來在淺水區里教我們游。馬寧極具運動天賦，學得很快。而我小腦遲鈍，學了好久還是笨手笨腳。我和馬寧那年夏天的目標是游到對岸去。黃衛不停地鼓勵我們：“你們行，一點兒也不難。”那天，馬寧學得很好，他已經可以自己獨立游很長一段距離了，他甚至覺得自己可以游到對岸了，但是信心又不是很足。黃衛說：“我可以陪你一起游，你要是沒勁了，就把手放到我的肩上。”于是，兩個小伙伴開始往對岸游。我聽到黃衛一直在不停地給馬寧鼓勵：“你游得挺好。就是這樣，注意節奏。”他們已經游到了我看不見的地方，可是他們的聲音仍然沿著水面從遠處傳來。
我的兩個小伙伴就這樣離開了我，離開了附中，再也沒有回到我們的校園。
在以后的幾天里，我每天都在寫檢討，深挖思想根源：為什么一個優秀團員、市里的三好標兵會違反學校紀律。我并沒有為自己感到委屈，我每天只感到失去伙伴的凄苦，驚嘆生命的脆弱。馬寧的追悼會上需要一個班干部致悼詞。有校領導提出應該由團支書李衛東來致，像這樣一個嚴重違紀的人怎么能夠繼續當班長呢？李衛東說：“這樣不行！這對他的打擊太大了。”在那個時代里，和那種情況下，一個女中學生竟然能夠反駁校領導的意見，該需要什么樣的勇氣？她的意見得到了班主任吳老師和其他校領導的支持。在追悼會的頭一天，李衛東問我：“要我看看你寫的悼詞嗎？”看完后又說：“寫得很好。明天慢慢念，口齒要清楚。一定不要哭啊。”第二天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的時候，我心里很難過，但我忍住了沒有哭，眼淚一直憋到回家的路上才嘩嘩地流下來。
從那時起，我開始被她身上的那種正直和善良所深深地吸引。
中學畢業后我去了北京，她去了上海。我們開始通信。一開始是談嶄新的大學生活，談到大都市后的所見所聞所感，然后是談理想，談前方的人生道路；再然后就是談情說愛。那個時候，從北京到上海，信在路上要走三天。一開始是寄出一封信后就在苦苦地等對方的回信，后來連回信都不等，寄出一封信后又開始寫下一封。
幾年下來，我們寫的信裝了一大皮箱。1992年，我們帶著這只皮箱來了美國。這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86年夏天，我向她求愛后，從男同學升格為男朋友，雙方父母一路綠燈。在同學們的眼里，班長和支書的結合是那么的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所有的老師，尤其是鄧老師、沈老師，還有吳老師這幾位班主任老師，都特別為我們高興。可是，那些年我們聚少離多，所以非常珍惜能夠在一起的日子。每次學期末，我們都是訂最后一門考試后的第一班火車，急不可耐地回到長沙，然后依依不舍地坐開學前最后一班火車回學校。當時挺奇怪，北京的高校總是比上海的高校早一點放假。所以總是放假開始時我到火車站去接她，要開學了她到火車站去送我。每次我接到她都開心極了，只有87年暑假我沒有回長沙，去大連實習。她跑去看我，然后我把她送到火車站。那天火車站很擠，送人的都不讓上月臺。我們在進站口吻別，然后她進去，轉眼就消失在人海里。我頓時失魂落魄，感到我的心都被她揪走了。我馬上寫信告訴她我心里的這種感覺，她回信說：“小傻瓜，你難道從來就沒有想到過，每次送走你之后，我內心的痛楚。”這讓我很內疚，覺得自己虧欠了她的。因為這種離別時的思念之苦，我們的愛情跟靚福戀一樣的刻骨銘心。
1991年初，我們結婚了。我從小在她家出出進進了十多年，一直叫她父母李叔叔、凌姨，第一次改口叫爸爸、媽媽的時候，感到很別扭、很窘迫，但是很鄭重、很甜蜜。從今以后，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身邊的這個女同學，將要與我相伴一生。我一定要讓她一生幸福。
我們現在很喜歡自駕游，兩個人一邊開車一邊說話，就像我和她二十歲的時候，走在朱自清那篇課文里的荷塘邊，我們倆手拉手，走啊走啊，有說不盡的話，就這樣一直走下去，愿前面的路永遠沒有盡頭。
我們兩人也吵架。有一次不記得是為了什么，兩人大吵了一架，然后她摔門而去。過了兩小時還沒有回來。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手機，我開始擔心：“這個寶不會撞車吧？”正在后悔剛才為什么沒有放讓，就聽到她用鑰匙開門的聲音。她進門來了，手里捧著一束嬌艷欲滴的紅玫瑰。她找出一只花瓶，盛上水，把花插在里面。她的手小心地梳弄著玫瑰的枝葉，臉上帶著甜甜的微笑。我挺納悶，走過去，弱弱地問：“買了玫瑰啊？”她沒有抬頭看我，眼睛依然注視著花朵，輕聲說：“我替你把花店里最漂亮的一束玫瑰買回來了，算是你向我道歉。”我的衛東寶啊，I 服了 YOU！從此以后，每個情人節我都記著給她買玫瑰花。
我們有兩個孩子，女兒九年級，兒子八年級。還是像在中學一樣，居家旅行，大事小情，人情南北，都是衛東安排，我在她的領導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她像很多女生一樣，喜歡購物，但是不喜歡退貨。所以，要是她買回來的東西不喜歡，我就得去退。美國的商家一般都接受退貨，偶爾會碰上難纏的。有一次碰上一家出了名的難退貨的，營業員問我：“你要退貨的原因是什么？”我回答說：“原因是老婆要我來退貨。”營業員顯然對我的回答不滿意，又問：“你老婆為什么要你來退貨？”“不知道。老婆讓我干的事情我從來不問為什么。”營業員看著我認真的表情也忍不住笑了，只好給我辦了退貨。
衛東交給我的事情有一件我最愛干，就是帶兩個孩子玩。兩個孩子跟爸爸可好了。我有時候覺得我、兒子和女兒，就像是衛東的三個孩子, 我們都愛吃媽媽做的菜，媽媽不在家我們就在家里一起瘋，把家里弄得好亂。等媽媽回來了，又在媽媽的指揮下收拾房間。
我們一般隔一年回一次長沙。高103班在吳文健、卓斌兩位班長的領導下組織得特別好，每次都組織不少人聚會。我們班的女生還有點封建，人多的時候開兩桌，女生們都湊到一桌，只有我能憑家屬的特權擠到她們那一桌。這一群女生鶯鶯燕燕、嘰嘰喳喳，我根本就插不上嘴。其實，我什么也不想說，我只想靜靜地坐在她們身邊，看著衛東跟她的女伴們說笑，任憑她們的歡聲笑語把我帶回三十年前的青春時代，我的思緒開始飛揚：修百年方能同舟，修千年方能同學，要想娶一個同學做老婆，這緣分大概得修一萬年吧？其實人生就是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里，你的老婆就是你永遠的女同學。你們說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