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湖南師大附中明年將迎來110周年校慶。學校的前身廣益中學（始稱惟一學堂），是民主革命先驅禹之謨于1905年創辦的。20世紀初，他辦工廠、興學校、從事革命斗爭，并把這三者緊密結合起來進行，最終為革命而壯烈犧牲，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敬仰！
      禹之謨，字稽亭，1866年7月18日生于湖南省湘鄉縣青樹坪（今屬雙峰縣）一個破落的小商家庭，祖父經商。6歲入私塾，學書習劍，喜愛算術。15歲去寶慶（今邵陽市）一家布店當學徒；因看不慣店主爾虞我詐的行為，不久返家，博覽群書，尤愛王船山著作，對科舉之學則不屑一顧。20歲投身軍營，歷任文書、軍需等職。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在兩江總督劉坤一軍中任派運軍械委員，因“隨辦轉運，在事出力”，奏敘五品翎頂，候選縣主簿。他以“外侮頻仍，清延腐敗，無以展其志”而辭官赴上海研習礦學，考察長江下游礦產資源，想興辦礦業，遇阻力而止。1898年回湘，時值維新變法運動高潮，他與譚嗣同、唐才常等均有接觸。維新失敗后，他深感“倚賴異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與虎謀皮”，逐萌發革命之心，參與唐才常自立軍活動。1900年自立軍在漢口起義，他負責運輸槍械彈藥。起義失敗，他恨事業不成，東渡日本攻習紡織和應用化學，并廣交留學日本的革命志士。1902年學成歸國。1903年起即與黃興“暢談，間作密語”；次年華興會成立，他是其最早成員之一；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后，他受黃興函托與陳家鼎在湖南籌建分會；1906年4月，他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會；隨后，同盟會湖南分會成立，他被推為首任會長。與此同時，他又被推舉為湖南商會會董、湖南學生自治會干事長，被公認為“湖南學界、工界、商界之總代表。”在1905至1906年間，他利用這些合法身份，在反對英人要索、抵制美貨、電阻割閩換遼及爭取粵漢鐵路改歸商辦等斗爭中，均為積極活動家和中堅人物。特別是與寧調元、陳家鼎等同盟會員發動省會長沙萬余學生公葬烈士陳天華、姚宏業于岳麓山，矛頭直指清廷，大張民族正氣，影響極大。后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稱贊此舉為“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
    禹之謨的一系列政治活動，“不容于虜”；加上以王守謙為首的守舊勢力的敵視和痛懲長善學務總監督俞誥慶宿娼的丑行所引發之嫉恨等；1906年8月10日被清廷借口“湘鄉鹽案”，以率眾“哄堂塞署”罪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受盡酷刑，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但寧死不屈。1907年1月3日立下《遺在世同胞書》，正告同胞日：“身雖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軀殼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善為死所，寧可牛馬其身而死，甚毋奴隸其心而生！”2月6日凌晨被絞殺于靖州西門外，時年41歲。他臨死前高呼：“禹之謨為救中國而死，為四萬萬同胞而死！”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南京留守黃興呈請臨時大總統孫文追贈他為陸軍左將軍，恤其遺族。同年10月，他的遺骨從家鄉運至長沙，11月15日省會各界舉行盛大追悼會，黃興執紼前導，公葬于岳麓山。“烈士禹之謨墓”于1956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宣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與黃興、蔡鍔等25處辛亥將士的墓一道，由人民政府修繕一新。
      在禹之謨短暫而光輝的革命生涯中，興辦工廠、“實業救國”，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他被囚禁在靖州獄中仍念念不忘其工廠的盛衰。1902年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即投身于振興實業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回國時隨帶鐵木混合機構件4臺，先在安慶組裝，成立“阜湘織布局（廠）”，暗中鼓吹革命。阜者，盛、多也，廠名“阜湘”意在使湖南物阜民豐，即發展湖南經濟，也說明他在安徽辦廠屬過渡性質。1903年，禹之謨回湖南，在湘潭租江西會館為廠址，設立“湘利黔織布局（廠）”，“黔”即“黔首”，古指平民百姓，取有利于湖南人民大眾之意。他親自設計制成織毛巾的機器，招收藝徒10來人，織成的毛巾經過漂白、印花、熨燙和包裝，同進口貨無多大差別，且價格便宜，受人歡迎，往往供不應求。但他覺得湘潭為純粹商業地區，不利于開展革命活動，便于1904年遷廠至長沙，并附設工藝傳習所，招收青少年學生，教以簡化的應用化學及手工藝。廠址先設小吳門附近，后遷北正街圣公會側的一民房。其時，又得到了湖南巡撫趙爾巽撥借官銀千兩的資助，便擴大規模，工人、藝徒發展到五、六十人。到了1905年，“湘利黔”年產各色花布8萬米、毛巾2500打，還有提花被面及新式家具等，均物美價廉，暢銷四方。禹之謨和工人、藝徒“同寢食、同起坐、同工作、同商量、同談笑，恍若一家父子兄弟之親密，毫無勞資長屬的區別。”“每月收支公開，量入為出，他和職工支取同樣的薪資，絕無私自多取。對生徒除供給衣食外，酌予津貼，家貧者多給，由大家共同商定。”這些可算是民主管理的嘗試。“他的這種自奉節約、待人忠厚的品行，為全體職工、生徒所翕然心服，莫不把愛護廠內財產和發展廠的業務當作每個人應有的責任。”他還利用業余時間組織學習，親自講課，傳授技術，提高職工素質。因而他的工廠日益興旺。
    禹之謨興辦工廠的目的，在于實現其“實業救國”的理想。曾說，他辦工廠“非僅關乎一家，即社會上實業發達系之；吾家負有先覺之責，若因循不進，或一蹶不振，其負罪于社會也深矣”。即不僅僅著眼本廠的利益，還要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為人民大眾謀福利，他的兩次廠名均寓此意。他以社會利益為重，向別人傳授經營經驗，如其好友黃鉞在寧鄉創辦了織布廠，希望與他合作，因有眷屬和女工，有所不便；但表示“我廠所經歷之事，無不盡情告之也”，答應毫無保留地介紹經營經驗。又曾熱情接待常德來省城參觀學習其工廠的同行。特別是向各地輸送工藝傳習所培養的藝徒和自己工廠的熟練工人幫助別人開辦織布廠。當時，衡山、常德、寧鄉、湘鄉各地紛紛開辦機織廠，都得力于他精心培訓的技工的協助。上海《時報》報道稱：“湘省織布機坊，一時開設不少”，至1907年，全省紡織工業發展到50余家。他吸收少量家庭婦女參加工廠的生產勞動，在一份《湘利黔主要職工情況一覽表》的17名職工中，除了他的繼母、妻子、弟媳之外，就有招自湘鄉和寧鄉的兩個女工。同時，他計劃“俟年終工廠徹底稽核盈絀如何，倘敷衍得來，明年（應指1907年）可專立一女工廠”。他主張“男女皆生利之人，非分利之人”，認為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不僅為社會增幸福”，也是“安家之長策”。實乃婦女解放之思想，其意義深遠！凡此種種，無不體現了他的“實業救國”的理想。
    他又在其廠內辟閱覽室，備有“多種有關宣傳反清革命的書報，那時，最新出版的革命刊物，都可以在那里先看到，并且每種備有很多份”，供來廠和他聯系的青年學生閱讀，廣泛宣傳革命思想。“為了便于聯系和掩護，他還把同盟會湖南分會的機關設在廠內。”這些都說明他把辦工廠與革命活動結合起來。
    禹之謨十分熱衷于辦工廠，在獄中對其諸伯母、諸堂弟的7封家書中有4封談及了工廠。如“明年可專辦女工廠，求繼母大人主持內務”；告誡家人、勸勉職工同心協力，力求上進，不辜負社會的期望；告訴其堂弟不宜與寧鄉黃鉞合作辦廠，但愿傳授辦廠經驗，等等，始終關注他的織布廠。遺憾的是在他就義后，“湘利黔”于1907年出售給朱華堂及堂弟禹澤亭經營，改名“湘利乾”，遷至貢院東街左邊，禹的家屬也遷出廠外；大約到1921年又出售給陳松藤和陳鶴躚，廠名改為“湘利元”，因經營不善，到1924年停業。
    他辦的織布廠雖自己只經營了短短的五、六年，但他創辦織布廠比民國元年籌辦的湖南第一紡織廠早10年，而且推動了省內不少織布廠的設立，史載“湖南之有機織自君（禹之謨）始”。因此，他不愧為湖南近代紡織業的開拓者。
      同樣，興學育才、“教育救國”也占了禹之謨短暫而光輝的革命生涯的很重要一部分；甚至當年清廷將他逮捕入獄，也是以他親自參加湘鄉學生提取鹽稅附加作為辦學經費（“湘鄉鹽案”）到縣署申辯（“哄堂塞署”）為借口的。在“20世紀初，國內廢科舉、興學校”的歷史條件下，1905年初，禹之謨回到家鄉動員青年50余人赴省城求學，“首捐百金”與湘鄉旅省進步人士借湘鄉試館創辦駐省湘鄉中學堂和師范學堂。駐省湘鄉中學堂開設師范、中學、小學三個班，他主張學生不以湘鄉籍為限，廣收天下有志青年，把他們造就成才。因此。湘潭的毛澤東得以于1911年就讀于此，而且他后來贊揚這所學堂是“了不起的學校”。民國時期，這所學校改為湘鄉縣立中學，今為湘鄉市一中。其時，他還發動和幫助其他州、縣的旅省進步人士仿照湘鄉模式，陸續辦起了駐省邵陽中學堂、衡陽中學堂、永州中學堂等。“是時各學校賴君成立者甚多”，“蓋湘省所以有今日之開通者，率君之力也”。可見禹之謨為“教育救國”所作的貢獻！
    禹之謨“興學育才”所付出的精力，莫過于創辦“惟一學堂”。1905年長沙經正學堂甲班學生陳朗超、張光棠、劉常治、朱道周、盛浚、盛懋、岳翰等十余人，因不滿主持校務者的措施，憤而退學。教職員黎尚雯、石廣權、華子模、王櫟安諸先生都憐惜其志向，愛慕其德才，不忍心讓他們失學，便自動隨這些學生在校外義務授課。禹之謨原與黎、石等友善，又以這些愛好自由而不愿受壓迫的學生深堪造就，即與師徒結合，借湘鄉試館組織一個學堂，命名“惟一”。此即惟一學堂之創立，時為當年4月12日。惟一學堂由禹主辦，黎、石、華、王，還有鄒代藩、陳安良等先生努力經營，以培養革命人才，推翻清朝統治，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保種存國”為宗旨。禹之謨和一些同盟會員在這里宣傳革命思想，策劃革命工作，惟一學堂也因此引人注目，其他學堂的有志青年慕名而來就讀的日益增多。王光甲、唐無我、禹夷蒼、唐璜、彭遂良、彭昭、劉盛、肖鵬、蔣育寰、李范吾、舒亮等即是。原有的校舍不夠用，便另租水風井小桃園巷內一棟民房作為校舍，禹自任學堂負責人（監督），黎尚雯主持教務。此時，教員增加了羅介夫、曾伯欣等，也都是同盟會員。學堂按照清廷1903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的規定，開設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算學、歷史、地理、博物、圖畫、體操等課程。禹之謨經常教育學生不可讀死書以獵取功名富貴，要有為革命獻身的精神；強調要“人各自主”、“脫離奴籍”，從被統治、被奴役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培養自治能力和民主作風。因此，當時人們評價惟一學堂“其學生皆有自尊獨立之風，校風為全省各校之冠。”這里的學生不只局限于聽教師講課，還要進行課外閱讀和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校內暗設了一個閱覽室，備有《孫逸仙》、《新湖南》、《警世鐘》等宣傳革命的書刊供學生閱讀。1906年5月公葬陳、姚于岳麓山時，“惟一”的學生身著素服，手舉白旗，走在送葬隊伍的前列，先行隊的隊長即為彭遂良。學生在這次活動中受到了深刻的受國主義教育。
    惟一學堂為革命培養的人才中，彭遂良和彭昭兄弟是突出代表。彭遂良（1879—1911）、彭昭（1884—1911）湖南宜章人，出生于當地望族家庭。1905年入惟一學堂，次年加入同盟會，因參加公葬陳、姚二烈士的活動，在禹之謨被捕入獄、惟一學堂遭查封后，被當局開除學籍回鄉。1907年其叔父彭邦棟擔任湘南革命實行團主任時，他們組建聯絡機關、訓練革命軍隊。1911年武昌、長沙相繼起義，彭遂良與彭昭協助彭邦棟在宜章響應，兄弟倆率兵攻入縣城，不幸遭縣公署伏兵出擊，同時殉難。宜章光復后，1912年經黃興呈請南京臨時大總統孫文褒贈彭遂良為陸軍上校、彭昭為陸軍中校。次年湖南省政府將二烈士合葬于岳麓山。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其基由人民政府為之修繕。
禹之謨被清廷逮捕入獄后，惟一學堂被視為革命機關而遭封閉。同盟會員黎尚雯、羅介夫、曾伯欣、陳安良、禹貢、廖鈞燾、廖伯昆等，一面盡力營救禹之謨，一面不負同志囑托，在潮宗街繼續辦學，推舉張少荃為名譽監督，黎尚雯為監督，更校名為“廣益英算專修科”，以避耳目，暗中繼續鼓吹革命。廣益英算專修科在1908至1910年間，清廷學部檢定其所報表冊，認為辦理合法，命令更名“廣益中學堂”。
    廣益中學堂于1912年改為廣益中學，1926年改為湖南私立廣益中學， 1951年11月首批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為湖南省立廣益中學，1955年1月2日改為湖南師范學院（今師大）附屬中學。從惟一至廣益辦學50年，培養了大批人才，革命烈士彭遂良、彭昭、柳直荀、李立三和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等都曾就讀于此，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從1941—1943年也在廣益中學讀初中整三年。其他成為學者專家的不少，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黎鰲、黎介壽、黎磊石三兄弟、張履謙、朱之悌和將軍楊迪、王厚卿等都是廣益學生；尚有潘力生等不少海外知名人士。為國家民族作出了重大貢獻。今日的湖南師大附中，已是享譽三湘、全國著名、具有國際影響的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級中學。
 
注：1911年，毛澤東由賀嵐岡老師介紹到湘鄉駐省中學堂學習。1936年10月由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筆錄、毛澤東口述、吳黎平現場口譯的《毛澤東自傳》一書中，毛澤東回顧了1911年進入湘鄉駐省中學堂學習的情形。他說，“當時心情非常激動，一半是擔心自己遭到拒絕不能入學，我幾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為這所了不起的學校的一名學生，使我驚訝的是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
 
2014年8月